人生前三十年（十九）

（1）

大概是1998年，有一天晚上七点多钟，外面的天已黑。村里的村长、书记（已于2001年因肺癌去世，享年虚岁53岁），妇女主任（大概是七八年前因突发脑出血去世，享年50多岁）在我家。父亲与他们交谈，屋子里烟雾缭绕，我也在屋里，但没人理我。我已经忘记因为什么原因，我当时就开门准备从屋子里出来。

外屋一片漆黑，父母不让随便打灯，不讲原因，如果我打灯没有及时关掉，就会对我进行辱骂。我还没有打开灯的时候，看到从我家西北角的小屋中，出来一个“人”。这个人只有白色线条的轮廓，全身透明。身上穿着类似于当代相声演员的长袍大衣，头顶戴着类似于古代官员的那种帽子，很像古装剧中的一部分演员。他的五官也都是只有白色线条的轮廓。

他走路不像我们会有身体的上下颤动，而好像平行漂浮一般，我似乎没有注意他的双脚，貌似是修长的大衣遮住了双脚的白色轮廓。就在他快漂浮到屋子中间时，恐惧的我又进了屋，关上了门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啥也没敢说。

当晚睡觉前，我跟母亲提起这件事。母亲虽然没有特别吃惊，毕竟她从小到大是亲眼见过类似景象的，但还是很生硬、不安的问我：“长什么样？看没看到他出去？”等等几个问题。然后她开始唠叨，大概意思好像是埋怨我爸的什么。唠叨了一会儿说，明天送回去。一直以来被他们靠打骂培养出的性格，导致我不敢问她是怎么回事，到底要把什么送回去。

（2）

小时候的一天，母亲上山采蓖麻给我交作业。那时，学校发了蓖麻种子，让我们回家种，秋天时采收蓖麻种子交上去，学校回收后再上交，用于提炼飞机油。近些年网络发达后我才知道，蓖麻油只是飞机油的成分之一，但是，小时候连老师都以为飞机油就是蓖麻油提炼出来的。

拿回家后，父亲不让我种在向阳的地方。迫于前面所提及的他的性格，我无法主张自己的想法，只能听他的安排，种在房子侧面无法采光的地方，种了4棵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是父亲不让它占地方。

由于这个地方土壤不行，且无法采光，导致4棵蓖麻颗粒无收，无法完成学校的任务。当时我非常气愤，母亲一气之下，决定上山采蓖麻种子。

父亲当天不在家，我不记得当时到底是村里有事还是他去敬老院里看别人下象棋，或者去其他地方。母亲上了山，我在家里看到她上了哪座山。中午，当时只会做西红柿炒鸡蛋和鸡蛋炒饭的我，发现家里没有西红柿、没有鸡蛋，也没有饭。我便跑上山，去了那座山上我家承包的一片花生地，喊我妈，让她回家。

我喊了几声以后，听到山中又男人的声音在喊我的名字。声音超级大，像村里喊广播一样。一开始我不敢应答，但他喊了几声以后，我喊：“你是谁？”他还在继续喊，我又喊了几声“你是谁？”他似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但他后面喊的话我开始听不懂了，我便跑下山，回了家。

母亲回家时已经是下午了。我对母亲提起此事，她的第一反应是埋怨我：“你上山找我干啥？”我不敢回答父母带有呵斥、埋怨和不信任的语气提出的问题，因为我已经丧失了回答他们问题的能力。我问母亲：“你有没有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？”母亲说：“没听到。”母亲说了她的位置，距离山外面不远，根据我后面上山时的经验，她不太可能听到我喊她的声音，但是如果山中真的有那个男人那么大的声音，任何人只要耳朵没有彻底失聪，绝对会听得到。

（3）

2013年5月，考研结束的我，回家种地。

有一块地，是我家所有4.5亩地的其中一部分，属于二等地，面积不大，不太好种也不难种。就在那两年，突然出现了种地机器，塑料制品，仅不到两百元一个。机器左侧放种子，右侧放化肥。种地时，只需一个人手动按压机器，然后用脚踩坑即可，不再像之前一个人刨坑一个人播种种子和化肥那样，可节省一个劳动力。因此，仅是我一个人用自行车推着化肥、种子和机器去了这片地。

由于面积不大，因此我遍加快速度，决定一天之内将它种完。但因为正片地不平整，又有石块等，因此速度并不很快。

在下午三点半多，村中的肖老五（已于前几年因胆管癌去世，享年虚岁65岁）开三轮从里面的葡萄园出来。见到他时，我还在想，这么早就回家，咋不多干一会儿呢？

天将黑的时候，还有不大一片地方没种。我打算借着月色把它种完再收工回家。结果——

就在我尽力播种的时候，我听见从对面的山上传来人说话的声音。刚开始是一个人说话，然后是两个人，很快又是三四个人。我停下来，听他们说啥。同时，我还在想，到底是谁黑天了还在山里不回家。接下来，说话的人越来越多，且声音离我越来越近。进而，像是在开会一样，叽叽喳喳，而且声音已经距离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了。他们说话有一个共同点——我听不懂。

我胸口一紧，后背发凉，头发也快竖起来了，似乎……我立刻收工，把种子、化肥扔在地里。根据当时的天气，为了防止下雨浇湿种子和化肥，我用上地时带的玻璃丝袋子将其盖住，把种地机器用绳子快速绑在车上，推车就跑。这地方是吭哧不平的小路，一路颠簸，但我无法放慢速度。一路跑到一条河，也就是前面的文章中提到五太姥摔倒的那条河。过了河以后，我才放慢速度，但仍然快速地往家走。

到了家，我立刻说了这件事。和以往一样，母亲上来就埋怨：“你咋不早点回来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合计把那块地种完就回来，就剩不一点儿了。”母亲：“我看肖老五回来我就着急，你看肖老五回来你也应该跟着回来，你咋不跟他回来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咋知道那地方闹鬼啊……”

当晚，母亲对此事非常惧怕，一再唠叨前面说过的话，我也突然想起小时候那座山中传出来的男性声音——他喊出的话，前面是我的名字，后面我也听不懂，且同在山上的母亲却丝毫没有听到的那个声音。

被学校的ZZ课、某电视台10套的“走近科学”节目洗脑的我，在很多年以内，像WG一样，把这一切都看作“封建迷信”，甚至连我小时候被我的表叔叔林永峰（化名）纠缠一事，我都进行过批判，我真TMD是个傻子、彪子。我真想暴打自己一顿，甚至想给曾经的自己捅上几刀。

（4）

那些年的洗脑，让我忘记了一件大事。这种忘记，是选择性失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