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前三十年（十三）

（1）

前面我曾提到，我出生以后不吃奶，有句话可以用来形容这种情况的后果：“三天疯，七天扔”。村里的老梁太太会扎小孩，用针扎过以后，就能恢复正常。邻村也有一个人会扎小孩，同样治疗过多个同样情况的婴儿。现在，生小孩几乎都在医院了，出现情况会有医生处理，因此民间会扎小孩的人基本上已经绝迹了。

我遗传了父亲的体质，经常生病。小时候经常感冒，而且患上过肺炎。长大以后，我是大病极少，小病不断。父亲的体质，却不是遗传。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，爷爷奶奶的体质非常好，可父亲却生来便患上过很多大病。我知道，没有任何事是偶然的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前因后果。我很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因缘才导致父亲今生遇到这样的情况；为何我却遗传了父亲的体质。

小孩子小时候，生病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折磨。尽管对于长大的孩子和成年人来说也是折磨，但这种折磨带来的痛苦程度是有所区别的。小孩子生病的时候，家长需要哄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些零食或玩具，让小孩子开心，转移注意力。每当我看到医院里小孩子生病打针时的那种痛苦，我都希望疾病永诀人间。但是，这是娑婆世界，我们凡夫无法改变。

我小的时候，经常感冒，在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打过针，在镇中心医院打过针，还去过大姨家那个村子里的一户医生人家那里打过针。那时候，不像现在有很多价格高昂的复方药物，治疗感冒用的最多的是青霉素、链霉素和头孢类药物。青霉素主要抗革兰氏阳性菌，链霉素主要抗革兰氏阴性菌，头孢类药物也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种类。我至今都没有忘记注射青霉素之前给我做试敏的情景。

我小的时候，点滴瓶都是1000 mL的大瓶，给小孩注射不需要那么多，于是医生会把里面的液体放掉大部分，只留少半瓶，混合药物以后给小孩子注射。我小的时候，注射过头部，脚腕处的静脉，大一些以后注射手背或手腕处的静脉。为了防止小孩子乱动，还会把已经用完的一些药盒用医用胶布缠在小孩手上，以防小孩的手部出现鼓包。这里科普一下，鼓包的主要原因是小孩手部乱动导致针头刺穿血管、药物注射进肌肉组织造成了水肿。成年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小时候，当我感冒时，也会给我吃胶囊的感冒药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咽不下那么大的胶囊管，母亲便把胶囊管打开，将里面的药物倒在匙中，用温水喂我服下。等我长大一些以后，可以吞下胶囊管后，便直接吃胶囊了。

小时候，由于发育不良，父母给我买过龙牡壮骨冲剂，是圆形的大盒装的。有几个大盒，一直留到现在，用来装一些东西。

小时候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用力眨眼睛，不这样就很难受，我们这边叫“卡me眼”，后来吃鱼肝油颗粒，慢慢就好了。

（2）

母亲对我讲过我小时候打针的事情。我小的时候，给我打疫苗的钱都是借的，哪怕只需要3.5元钱。1990-1991年那时候3.5元钱的疫苗，如今价格已经翻了多少倍。我生病的时候，父亲的态度不是关心我的病情，而是发愁我生病又花了他的钱。当我生病时，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催促父亲，每次都是父亲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带我去医院。直到今天都是如此。

母亲带我去大姨家那个村子的佟大夫那里打针时，会去村里的小卖店给我买点零食。母亲对我讲，给我买零食的时候，发现小卖店老板是一位姓关的老头，是我们村一位姓关的老头的亲哥哥。

小时候，我经常扁桃体发炎，镇中心医院的医疗条件无法治疗，但从邻村过山岭以后的村子，有一位医生擅长治疗扁桃体发炎。那位医生用针灸、拔火罐，配合用针直接刺扁桃体的方式，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治好了我的扁桃体疾病。这位医生还给我治疗过肺部疾病。我记得，给我刺扁桃体的时候，会让我吐出一点血液，有时候没刺好还会导致我当场呕吐。他在我的颈椎那里用针刺一下，然后给我拔火罐，抽出来的液体都有些浑浊。

从那个村子出来后，便翻过那道岭，从邻村回到我们村。我记得，那时候看病回家，母亲有时候给我5角钱，有时候给我1块钱。给我1块钱的时候，我会去村里的小卖店买娃哈哈的奶来喝。那一瓶，我会小心翼翼的喝。如果喝的快，从小卖点出来开始喝，走到家的时候就喝光了。所以我慢慢喝，回到家都会喝上半天，每一口都只喝一点点。父亲还是用那种惯用的语气说：“买这玩意干啥？”可是小时候的我，确实喜欢。

小时候我在镇中心小学读的学前班。我为何不在村里读，为何没读过幼儿园，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进行叙述，敬请期待。学前班放学后，父亲骑摩托车顺大路去那位医生家里。当时大概是1995年，我坐在摩托车后面，父亲把书包绑在摩托车上。有一天，到了这位医生家里，发现书包不见了。书包里是一些课本，课本上的内容不像现在这样花红柳绿，多数都是黑白的，也有一些是用单一的颜色（如粉红色）绘制的图案。书包丢了以后，当时在村里当会计的父亲，在村里喊广播寻物。但我们当时走的是大路，并不是从我们村到邻村然后翻山越岭过去的，所以即便有人捡到，也不会是我们村的人。父亲带我找“园丁”，也就是学前班的负责人，重新买了课本。

（3）

小时候我患有肺炎，医院无法治疗，父母曾带我去一位医生那里治疗过，而且能保证以后我不再患上因感冒而引发的肺炎。父母至今都没有对我说到底在哪给我治疗的，以及怎么治疗的。而我对这件事是没有记忆的，因为那时候我很小。

后来，我出现其他的肺部疾病。大概是1997年还是1998年，我出现了喘气不正常。由于呼吸不畅，我需要用力喘两三次才会觉得舒服，否则很难受。有轻度的咳嗽，运动后加剧。

每次我生病，母亲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，而是用刺激性的言语对我进行责备：“这孩子这体格，你咋整的，这孩子啊……”反复唠叨。我不愿意生病，当我处于疾病带来的痛苦当中时，听到母亲对我生病的责备，我的内心是很痛苦的。万幸的是，母亲会催促父亲带我治疗，如果父亲一直不愿意带我去治疗，母亲则自己想办法带我去找医生。

这次出现的病，我不知道具体的医学术语是什么。凭症状来看，类似于小儿咳喘，但似乎不完全符合小儿咳喘的症状。这个病，乡镇中心医院也是无法治疗的。

（4）

由于运动后病情会加重，因此小学时候的体育课和课间操成为了我的噩梦。

体育课的运动强度超出了我当时身体状况的极限。因此，有些体育课我会去上，有些时候我便只能在老师的辱骂、同学的蔑视之下，回到教室。

小学时候的课间操，要做三套。其中两套是当时全国小学生通用的，每隔两年左右会有新的课间操发布，学校还会用舞曲等自编一套。现在去回看以前做的课间操，运动强度并不是很大，但一些跑跳运动还是会造成我身体的不适。于是，我只能人为地减少一些跑跳运动的强度。老师当然会批评我，但当我向老师解释以后，老师会理解，但是小学四年级时候的老师例外，这些事情以后我会讲述的。

由于镇中心医院无法治疗我的疾病，母亲便到处打听有没有能治疗的医生。一位在镇上的一间小破房设立诊所的夏大夫进入了我的生活。这个中医诊所位于一个小胡同里面，从胡同口往里走大概50多米。在外面一个地方，挂了一个用毛笔手写的牌子：“夏大夫中医诊所→”，那间小破房开着门，门上贴着用毛笔手写的纸：“中医诊所”。

放学回家靠步行，走急了都会严重。小学五年级以后，我和村里的小孩，以及邻村的小孩，合租了邻村一家开私人运营小车，每天上学和放学进行接送，按月付费。在小学五年级之前，母亲在上学时送我，放学时接我。母亲骑车不太顺畅，有时推车载着我。有一次，放学时往家走的路上，和母亲走错了岔路，距离家还有1公里左右时，我坐在路边等母亲回来。母亲回来时看到了我，让我坐在自行车后面时，对我破口大骂，当时还有邻村的孩子骑车路过，看到母亲骂我时用那种我无法形容的眼神看着我。这个场景，我至今都记忆犹新。

母亲带我去，号脉以后，夏大夫确定了我的病情，让我每天去扎针，并给我开一些中药粉末来吃。这一治疗，就是好几年。